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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
秦晖的明清交替史文集,聚焦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和相互角逐

曾梦龙2019-08-21 16:59:33

“从改革前视传统为‘万恶的旧社会’到今天的‘五千年优秀文明’,改革前史观的‘农民革命+阶级斗争’主线到今日的英明帝王+宫廷倾轧主线,主流史观无论怎么变化,史实并不会消失,我们都不能只见花团锦簇,而不见尸山血海。”

《鼎革之际》

内容简介

本书辑录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一组研究文章,以纵向的时间轴论,集中于明末清初;以横向的领域而言,主要从“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”的角度出发,考察几支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角逐。

全书?#27835;?#22235;辑。

第一辑“从‘联明抗清’到‘南明史’?#20445;?#20174;细致入微的考证与逻辑严谨的思辨入手,?#27835;雋四?#26126;、农民军、清廷三家政权之间的鼎立态势、纠缠关系,及此消彼长的形势变化,也?#27835;?#20102;包括缙绅阶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。

第二辑“西南‘国主’政权?#20445;?#20027;要着眼于顺治四年占领云南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与制度,?#27835;?#20854;经济与政治实践的特点与局限。

第三辑“李自成及其余部?#20445;?#39539;斥了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的传说,辨析了李自成余部所谓“后明韩主”及“定武政权”的?#26377;?#20044;?#23567;?#21516;时以精彩的考证?#27835;觶?#25351;出被误认为李自成的“奉天玉和尚”很有可能是明清之际川东的一个军阀——李占春。

第四辑探讨了李自成的归宿,追溯了一个被虚构的李自成谋士如何从小?#21040;?#20837;史料的过程,评价了崇祯帝的作为,?#27835;?#20102;明代中叶的?#30334;量堋?#38382;题。

作者简介

秦晖,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?#21040;?#25480;(已退休),博士生?#38469;Α?#33879;?#23567;賭戏?#30340;启示》《共同的底线》《田园诗与狂想曲》《传统十论?#36820;取?br>

书籍摘录

序言

自 1978 年我就读研究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,我治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其实看书也很杂,在当时改革初期的?#32537;?#19979;其实也是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?#20445;?#20294;真正的学术写作?#27573;?#21364;非常窄,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具体,以纵向的时间轴论,就是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,而且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中一些过去少人关注的人、事。以横向的领域而言,主要是“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”的?#27573;А?#32437;横两个维度都与当时思想界的“时髦?#26412;?#31163;很远。以至于在当时的“文化?#21462;薄?#26032;启蒙”中我似乎是个缺席者或旁观者。那时的同学与同事常常认为我是个“乾?#38395;傘保?#32780;我的恩师赵俪生先生则对我有点担心:“知道你很用功,但格局要大一点,不要限于‘饾饤之学’。”

赵先生的教诲我是铭记而且努力去做了,但这一段“饾饤之学”对我的?#22303;?#36824;是很重要的。这也就是先生说的“小问题?#38454;?#36234;大,大问题?#38454;?#36234;小”吧。

考证,就是要在具体事情上去伪而存真、解谜而求实。但解谜并非“猜谜?#20445;?#23588;其不能无证?#20849;隆?/p>

当然证据本身不能说话,把证据变成论点是需要?#35780;?#30340;。没有?#35780;?#32780;完全从字面上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?#20445;?#37027;就根本写不成文章。但考证中的?#35780;?#21482;可能是逻辑(就是形式逻辑,不是什么“辩证逻辑?#20445;?#24605;维,不能是文?#36134;?#32500;或政治实用思维。很多事情能证伪而难证实,那就只有存疑。一度以为证实而后发现疑点,也只能再度存疑而不能强求弥缝。改革前学界曾大肆批判胡适之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”之说,称“大胆假设?#26412;?#26159;“唯心主义”。其实,那时盛行的是“大胆假设,而以‘政治正确’为证?#20445;?#36825;比胡适之所言糟糕得多也“唯心”得多。但应该?#30340;?#31181;批判对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有影响的。改革时期的我们自然不会像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用政治正确代替求证,却往往使我“假设”更难大胆,而“求证”更趋小心。例如?#20197;?#21542;证“奉天玉是李自成”的胡乱“索隐”时,曾经?#19994;?#35768;多材料都指向奉天玉应该是勉强降清后遁去禅隐的南明将领李占?#28023;?#24182;据此写了《“奉天玉和尚”之谜》一文。但两年后我看到康熙《黄州府志》有李占春任当地清职并死于任上之说,觉得去时未久的地方志记载本地职官应该?#23578;牛?#23601;在后来的文章中自我否定了前说。当时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权威?#39034;?#20808;生此前曾经向人推荐过我的前一考证,他看到我的新文章后有点不以为然,来信说我仅以《黄州府志》一书?#22836;?#23450;自己曾经多?#35282;?#35777;的前说是否太匆忙了。确?#21040;?#22825;看来,这件事至少可以存疑。因此本书收入前后两文时根据他的意见略作小改并做了说明。

治学不易,于兹可见。其实不仅细节的考证是如此,宏观的史论更是如此。严谨的学人不仅应该避免迷信成说,而?#21494;?#33258;己的以往说法也应该不时反思。无论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,都不能故步自封,当然更不能看风使舵。笔者几十年来心得,以为细节考证宜重前者——不故步自封;而史论史识宜重后者——不看风使舵。本书收入的文章与报刊上初次发表时相比,细节考证略有补充,大部分是初发时限于篇幅而删除,或作为集体著作我撰写的部分、在发表时因统稿而被调整、如今成书时?#25351;?#30340;,也有一两处细节是这?#35859;?#38598;时补正的。但是史论部分则完全保持原貌,即便今天有了新的看法,也保留思想史上的真实记录。

除研究生?#38469;?#36213;俪生先生外,这段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前辈学者就是前述的?#39034;?#20808;生,他不仅在“大格局”的眼光下把严谨的考据几乎做到?#24605;?#33268;,而且最下功夫的时?#25105;彩?#26126;末清初。我们在1979年相识后曾经通信很多。我不仅向他求教不少,而?#21494;?#27425;与他在?#26412;┩际?#39302;(国家?#38469;?#39302;的前身)不期而遇。那时我?#30475;?#21040;?#26412;?#37117;要拜访他,由于他惯于通宵工作而白天睡觉,几次畅谈?#38469;?#21040;下半夜没有公共汽车了( 20 世纪 80 年代?#26412;?#20844;交还非常落后,北城一带不仅没有地铁,通宵车也只有寥寥几路),才从北太?#38454;?#20182;的师大寓所步行回旅馆,而他几次?#21450;?#25105;送到小西天甚至豁口附近。 20 世纪 90 年代?#19994;?#21040;?#26412;?#21518;,关注点已经不在明末清初,通信也很少了,但仍然有联系。 1997 年他的代表作《南明史》出版后,我发表过一篇书评。顾先生曾表示这是该书书评中他最?#19981;?#30340;一篇。 2003 年顾先生遽归道山时,我正在哈佛大学?#26790;剩?#27809;能去送别。当时听说有人要出纪念文集,就稍做修改备用,后来文集因故未成。此?#38382;?#20837;本书,也是对顾先生的纪念吧。

我研究生时代的方向是“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?#20445;?#25152;以对明清之际的研究也是以李自成、张?#23383;?#21450;其后继者的事业为中心的。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,“文化大革命”前?#38469;?#39532;克思主义“新史学?#20445;?#21363;所谓“五朵金花”的主要领域,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领域也仍然带?#20449;?#21402;的意识形态色彩。一个突出表现,就是那时中国大陆史学的通例,?#24425;恰?#20892;民起义领袖”建立的政权,都要冠以“大”字以示褒扬,如黄巢的“大齐”、李自成的“大顺”和张?#23383;?#30340;“大西”等,而历史上的正统王朝(通称“封建王朝?#20445;?#21017;只称宋、元、明、清?#21462;?#20182;们的军队也?#23567;?#22823;顺军”“大西军”和“明军”“清军”这种称“大”与否的区别。

这看起?#20174;?#20256;统史著恰恰相反——那时“本朝”都称大(大明、大清等)或称“皇”——如《皇?#38382;?#26397;纲要》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《皇清经解?#36820;?#20070;所云,而对于“流寇”建立的政权则贬称“伪?#20445;?#22914;“?#24444;场薄?#20266;西”之类。但其实这两?#20013;?#27861;?#38469;恰?#20215;?#36842;刃小?#30340;“春秋?#21490;ā薄?#23613;管价值观似乎相反,而在近代实证史学的价值中立观点看来,这两种相反的“春秋?#21490;ā倍际?#19981;必要的。明、清、西、顺诸方的好事坏事,实事求是写下来即可,实不必在名称上崇之以“大”或贬之以“伪?#20445;?#20294;是对于过去的著述,今天就不必改动了。

与此相关的是“正朔”问题。传统史学讲究严守正统立场,站在哪个王朝立场上就要用该王朝的年号?#30340;輳?#21363;所谓?#30333;?#27491;朔”。近现代犹有此风,如研究太平天国的著述因为同情于“农民起义?#20445;?#23601;普遍用太平天国纪年。1949年前后的南明史或农战史同样也流行用南明或顺朝、西朝年号纪年。但我从1980年代初开始发文章时就是用清年号纪年的,尽管我也持同情“抗清”的立场。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思想解放,而是因为南明、西、顺的年号繁多,且大都非常?#28120;藎?#21807;永历年号行用稍长,?#20174;?#19981;行于顺治四年之前。只有清年号便于形成一贯的时间概念。我觉得如今不应再?#23567;白?#27491;朔”的问题,用什么年号?#32479;?#20160;么立场是完全不必要的,正如今天使用耶?#25112;?#29983;的“公元”纪年者不必是基督徒一样。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著述直接用公元年号,似乎影响“历史?#23567;保?#24403;时并不流行,如今一般也只是在中国传统年号后括号加注公元,这本文集要保持原貌,就不再改动了。

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的学术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,这些文章的议论部分有的已经不是我今日的看法,但是实证性的历史考据仍然是有价值的。特别是?#19994;?#26102;着意以“土地制度”来解释“农民战争?#20445;?#22240;此对孙可望等人的各种制度做了大量的考证,这在一直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叙事内容的迄今南明史研究中,我以为也算是独到的。

至于“联明抗清”之类的提法,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显然是过去褒扬“农民军”的一种流行说法。前辈的?#39034;?#20808;生也好,晚辈的笔者也好,都只是沿袭了这一名词。在今天看来,李自成余部显然就是归降于南明朝廷,至于他们后来的“独立性”如我考证者倒也不假,只是南明小朝廷本来就“纪纲不振?#20445;?#28067;散得很,高一功等人的“独立性”与南明多数“军阀”的自行其是其实没什么本质的不同,当然,他们的人品和作为可能有很大区别,但这与是否“农民军”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。

但是孙可望、李定国与永历小朝廷的关系则有所不同。在顺治九年孙可望接?#23578;?#26397;廷并行用永历年号前,他已经称“国主”多年,形成了控制云贵及邻近地区的一个独立政权,而?#20197;?#23448;制、军制和田制等方面都与明朝传统多有不同,甚至连官印文字也从明制九叠篆改成了西制?#35828;?#31686;。永历帝在丧师失地殆尽后避入孙可望庇护下,被孙安置在偏僻小?#21069;?#40857;,随跸的小朝廷“行在”六?#31185;?#23454;已经不再运作,而孙可望自己设于贵阳等地的“国主行营”六部才是实际的政权。这时秦王孙可望与永历帝的关系,犹如称帝前在应天府发号施令的吴王朱元璋与其庇护下?#35805;?#32622;于滁州的红巾军“宋帝”韩林儿。

把这种关系称为“联合”当然有点牵强——有抬举“农民军”的意识形态之嫌,但称为孙可望“归降”南明同样是牵强的——有抬举正统王朝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之?#21360;?#20854;实,过去认为元末?#26377;?#32418;巾军正统的“宋”是“农民军?#20445;?#32780;朱元璋则?#24052;?#21464;为封建帝王”了,今天反过来,说永历帝是“封建帝王”而“大西军余部”是“农民军?#20445;?#20294;韩林儿托庇于朱元璋与朱由榔托庇于孙可望不就是一回事吗?唯一的不同不过是朱元璋争天下最后成功了,而孙可望失败了而已。旧史把这种关系既不叫作“联合”也不叫作“归降?#20445;?#32780;叫作孙可望“挟天子以令诸侯?#20445;?#36825;倒是庶几近之的。

当年李治亭先生批评?#39034;稀?#21335;明史》继续把孙可望、李定国视为一支独立的农民军政治势力,他认为孙、李就是“降明”。 其实这种“正统王朝本位”并不?#21462;?#20892;民军本位?#22791;?#26126;。孙、李连同其所源出的张?#23383;?#26159;否算作“农民军”自然可以讨论,“农民军”是否就值得肯定?#37096;?#20197;讨论,但起码孙可望政权与张?#23383;?#25919;权的政治连续性还是明显的(尽管孙的治国政策大不同于张),这与高一功等李自成余部的情况明显不同,而且直到顺治十三年李定国“迎帝入滇?#36744;?#21457;生了大的变化。

其实,从传统史书的“流寇倡乱”到改革前的“农民起义?#20445;?#20877;到今天我主张的(也是传统史书中的)中性词“民变?#20445;?#26080;论怎么褒贬,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这种“鼎革之际”的大乱的确是非常值得研究的。这种研究应该摆脱正统王朝本位和“农民军”本位、明本位和清本位的偏见,但摆脱偏见,并不等于视而不见。从改革前视传统为?#24052;?#24694;的旧社会”到今天的“五千年优秀文明?#20445;?#25913;革前史观的“农民革命+阶级斗争”主线到今日的英明帝王+宫廷倾轧主线,主流史观无论怎么变化,史实并不会消失,我们都不能只见花团锦簇,而不见尸山血海。

当然,人们对“民变”的研究是在演变和深化的。?#39034;?#20808;生的《南明史》原初是打算作为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的第二卷写的。但从《明末农民战争史?#36820;健?#21335;明史》已经明显看出他这一研究在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。后学如我,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的《“联明抗清”的农民军之独立地位问题》,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作为集体项目《清代全史》中我撰写部分的《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》,?#37096;?#20197;看到?#20197;?#21490;观、史识、史论和不少具体看法上的演进与改变。如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仍然致力于这一领域,演进和改变?#19981;?#26356;大。

1990 年后我的主要治学方向发生了很大转变,我此前写作中的《孙可望评传》和《明清易代中的“国主”政权与西南经济社会变迁》也成了未完的两部“半本书?#20445;?#20294;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我以后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都有影响。起码,“摆事实、讲道理”即叙述重实证、议论?#19979;?#36753;的功夫、关注底层和社会而不是只盯着帝王将相的视角,在我以后的各种研究中?#38469;?#23613;量坚持的。

作为民国前最后一次改朝换代,明清鼎革之际仍然是以“皇统?#20445;?#19981;是dynasty)不?#32454;?#36845;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资料最多、典型性最强的研究对象。倘有余力,我也希望再续前学,即使不如所愿,我的这一阶段探索无论得失,能给后人提供一些借鉴,也是好事。因此当友人刘小磊、尚红科等提出出版本书时,我也很高兴。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并没有电脑之助,发表的东西散见于各种刊物,时隔二三十年也搜罗不易,这些工作?#38469;?#20182;们(尤其是小磊)代做的,我的?#34892;唬?#23682;区区数语可表!

秦晖

2018 年岁末于?#26412;?#28165;华蓝旗营


题图为李自?#23578;?#23467;,来自?#20309;?#22522;百科

?#19981;?#36825;篇文章?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,每天看点不一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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